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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 | 新招魂曲:祭奠68年前那场骨肉相残内战中的死难者

September 30, 2017

题记:

这首《大招新辞》,借楚辞《大招》题意,为上世纪40年代末那场骨肉相残的内战中死去的冤魂,那些无家可归的游魂们招魂,也有为这个失魂的民族招魂之义。

 

引言:

2009年,台湾天下杂志出版龙应台所著《大江大海1949》。这本书以传记体形式,讲述了国共内战的种种“残忍”,由此而造成的千百万无辜生命死难的悲剧,以及民族被撕裂的痛苦。

该书并未在大陆出版,但在民间引起广泛讨论。

2009年9月18日,龙应台在香港大学举办新书发布会。她表示,她发表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控诉,也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

龙应台说,“我再怎么写,都不能给他们万分之一的温情与正义”。藉由文学的温热,龙应台希望引领读者一同诚实地、认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这段历史,看见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重新凝视关于人的尊严以及生命价值,用最谦卑的心,写出跨民族、跨历史、跨省籍的一本书。

2010年底,偶得朋友网上发来的这本书的电子版,当时我正在老家曲阜侍奉卧床的老母亲。记得那年特别寒冷,雪下得很大。

读完的那天,我彻夜无眠。听窗外寒风呼啸,似有千万冤魂哀嚎;不知是何原因,眼前竟然尽是血光;闭眼处,却见悲苦的黑潮在暗夜里四处涌动……真个是椎心泣血,不能自已。

遂振衣而起,草草记下这些涌动在胸间的句子。

 
 

               读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有感

 

噢——噢——噢——

魂兮归来

归来,魂兮

魂兮——归来——

 

 

爸啊爸,回家啦

满脸烟尘

血肉模糊

你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吗

爸啊爸,回家啦

 

都说是一母同胞

你们干嘛相互厮杀

都说是同族同种

为啥你就是不能放过他

一家人吵架

争个输赢就那么重要吗

 

爸啊爸,回家啦

肉体凡胎

你经得住几颗枪子打

血肉之躯

你怎耐得起炮轰刀砍火药炸

 

穿的都是棉布衣

说的都是中国话

脚踩的都是黄土地

都是黄皮肤黑头发

为啥他非要流你的血

为啥你非要把他往死里打

 

爸啊爸,回家啦

枪林弹雨,炮火硝烟

你冲进去就再无踪迹

无名墓中

我怎把你认领回家

 

爸啊爸,回家啦

有什么不能坐下谈

有什么不能退让一下

为啥你们杀红了眼

为啥把那么多人赶到枪口下

 

爸啊爸,回家啦

你手上沾的是谁的血

你把手榴弹扔进了谁的家

为啥架起大炮就往城里头轰

那里面可都是自家的兄弟姐妹呀

 

是什么骗人的魔咒

蛊惑那么多人迷醉它

是什么邪恶的花

要用千万人的鲜血浇灌它

告诉我,你到底迷得是什么呀

 

爸啊爸,回家啦

那个什么主义

已终成弥天谎话

那个什么理想

今天在哪,在哪?

 

爸啊爸,回家啦

噢——噢——噢——

魂兮——归来

魂乎——来归

归来——

魂兮——

魂——

兮——

归——

来——

 

2010-12-20凌晨,于故乡曲阜
    

刘亚伟,笔名亚子,1953年生于山东曲阜。北师大研究生学历,自由作家,独立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现代性转型。近期有“自我启蒙与救赎”系列。

 

五柳村2017年10月1日(星期天) 上午8:27收到

李普:还要走很长的路

September 30, 2017

还要走很长的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真心话

李普


新华日报老友潘培新送给我这本《历史的先声》,因为其中收了我两篇文章,特意买来相赠。我十分感谢,披读之下,感慨万千。后来编者笑蜀找到了我,说这本书将在香港再版,要我写篇序。这本书里说的都是真话。共产党人为真理而奋斗,更不应当说假话。本着这种精神,在纪念我党建党八十周年的时候,我就来说点读后感吧。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写过一个专栏。本书收录的《一切光荣归于民主》是其中的一篇,是延安解放日报从新华日报转载的,两者都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重庆是南京沦陷于日寇之手以后国民党政府的陪都,中共的代表团以周恩来为首驻扎于此。

(一)

这本书收集了当年中共和某些民主人士的一些言论,主题是要求实行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毛泽东1944年答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他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 这些话对不对呢?我认为很符合实际,很对很对。

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叫做《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我理解它的意思是说:新中国建立五十多年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任务至今没有完成,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至今没有完全实现。我认为这也很符合实际,也是很对很对的。

然则为甚么没有实现?这个问题很大,是个大理论问题,也是个大实际问题。我不想做大文章,也没本事做大文章,我只想问问,我们从中能够得到甚么经验教训。我想答案之一是,这是制度方面或者体制方面的问题,我们中国缺少一个好的制度或者好的体制。这个好的制度或者体制形成文字,主要是宪法。吸取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我认为首先是修宪。邓小平接触到了这个问题,1980年他说:“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甚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他这些话说得好。我想的是,今后我国就是要靠制度,靠“法”,不靠人。对掌权的公仆,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我们老百姓承认并且希望他们都是君子,这才有可能选举他们为我们服务,但是还要防止他们变成小人,使他们上台以后不可能为所欲为,使他们企图不择手段而不可得。换句话说,我们要建立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能够管住掌权的人,使他们不可能耍手段说假话欺骗人民,使他们不可能站到“法”之上来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必须这样小心谨慎、步步设防,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条,人是可能变的,品质差的人未始不可能改善一些,品质好的人也可能变得很坏。二条,权力很诱人,它有很大的魅力,越是英雄好汉越可能抵挡不住它的诱惑,西方哲人有的说:“不受制约的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有的说:“那种不受其他权力制约的权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的权力。”历史证明他们说得很深刻。所以,对越是权力大的职位越要有严密的立法管住,并且非得有其他权力来制衡不可。只有几种权利相互制衡,人民的权利才有保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繁荣昌盛。

(二)

这里让我们进一步追问,然则,何以我们没有或者没能制订这样一部宪法呢?让我们再从毛泽东说起吧,其实这远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本书收录了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一段对话,人们常常引用。我认为毛泽东这段话看起来很对很好,其实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l945年黄炎培同几位民主人士访问延安,谈到治国的方略,他对毛泽东说,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这段话强调民主,强调人民监督,强调人人起来负责,看起来很对很好。但是,第一,这是他上台以前的话;上台以后,情况变了,他的地位不同了,他也变了,这些话就不作数。第二,他预先肯定当权者的所作所为必定是正确的,必定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好事,人民监督的目的仅仅在于叫当权者不敢懈怠;以及不至于人亡政息而已。这一点,拿毛泽东本人的情况来对照对照,就很不符合。1957年他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请求他们“监督”,结果他打了五十五万人为“右派份子”;并且公然说他当初的动员和请求是“引蛇出洞”。后来他举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所谓“三面红旗”,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对这种政治局面,人民别无他法,恐怕只能企盼他“懈怠”一点才好。特别是他晚年亲自发动和指挥的“文化大革命”,成了全国人民的大灾难,冤狱遍于国中,暴虐史无前例。政局动乱延续十年之久,他自己不能收场,人民无可奈何;直到他老人家离开这世界,才得以“人亡政息”。

仔细想想毛泽东这一席话,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说的,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的;古代的“明君”表示鼓励臣民进谏,也可以说出大致类似的话来。而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民主和民主监督的意思首先是和主要是约束掌权者,限制他们的权力,使他们不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侵犯人民的权利,不可能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毛泽东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代肆意折腾的雄主,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了。民主宪政时代的这个真谛,他脑子里完全没有概念。

尼克松由于水门丑闻下台,毛泽东完全不能理解。他无论如何想不通、不能接受,这一点最足以说明他脑子里毫无宪政民主的概念。尼克松1974年下台,1976年毛泽东去世。那年元旦,尼克松的女儿夫妇俩拜访毛泽东。单少杰教授在《轻淡水门丑闻,调侃西方政治》一文中,根据当事者的记载作了非常传神的述评,请允许我略作删节,摘引如下:

朱莉·尼克松递上了她爸爸的信。老人家喃喃地读着……

“总统先生的腿怎样了?”

“好多了。。

“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话转告总统先生。”

“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戴维·艾森豪威尔插进话来,这位尼克松的女婿正是毛泽东此次谈话的真正对话者……“我乐意这么叫他,你管得着?” 老人家容不得半个“不”字。接着他又大加发挥地说:“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你手中刚好有一台录音机的时候,录下一次谈话有什么错?谁让你们美国有那样多录音机!”为了美国,戴维不能同意这话,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

老人家不容分辨,又抢过话来:“西方政治?那是假的。为什么不?简直假死了,也脆弱死了。两卷录音带就能把一个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不是纸糊的是什么?甚至是卫生纸糊的。”

在东方人眼里,西方政治带着一股奶味。他们对水门事件的看法一致得就像商量过似的。英迪拉·甘地说:“为几卷录音带大吵大闹,值得吗?”萨达特说:“大惊小怪,统治者难道不允许进行统治?”

前面我说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我的意思还不是指英迪拉那些外国人,而是指我们中国人,并且首先是指我自己,当年我自己也是那样看的。当美国为水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把戏,是尼克松的反对党民主党煽动起来,愚弄老百姓的。后来看到共和党里也有人反对他,我认为这更可见资产阶级政治的虚伪性,那些政党的党员不过是些政客,只为个人名利,见风使舵。近年来稍稍接触一点美国和英法的历史,才知道那是由于我自己太缺乏常识,对西方近代和现代政治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一无所知。改革开放以前,我认为除了马克思主义,世界上再没有什么社会科学。这种迷信把自己封闭起来,使自己由于愚昧而陷入了更深的愚昧。我今年吃八十三岁的饭,我相信现在七八十岁的我们这一代人中,像我这样的不会只有我一个。 单少杰在他的文章里说:“毛泽东在“水门事件”上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恰恰是现代民主制度的精华,即国家权力相互制衡的机制。在这种制衡机制的作用下,国家的任何权力都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都要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即使总统也不能例外。如果总统做了假,犯了法,欺骗国会,蒙蔽人民,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相应的惩处。国会有权追究其责任,甚至有权弹劾他,把他撵下台。新闻媒体也有权批评他,使他在全国老百姓面前曝光,在那些既可以投他赞成票也可以投他反对票的选民中丢人现眼,无地自容。因此,在这种权力制衡下,很难产生出不受制约的独裁政权或独裁人物。这也正是那位已居于至高无上地位,无人能管、无人能批的伟大领袖所“不能理解”的。” 单少杰这些话正是我想说的,我不能说得更好,所以干脆抄下来。

(三)

最后再说说宪法的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次全会上印发一张大字报,就把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倒了。国家主席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的。何以这宪法就这样如同废纸,既不能限制毛泽东、也不能保护刘少奇呢?可见这宪法本身一定存在着大问题、大缺陷。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于是乎毫无用处.

所以我想,总结起这半个多世纪的经验教训来,我们中国的民主化要从修宪做起,首先就要研究宪法。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同时就是补上宪政民主这一课。我想不仅我们老年人需要补这一课,恐怕许多年轻人也需要补这一课。顺便举个例吧,我现在居住的这机关宿舍区两个小小的花坛上,竖立着几块红字白底黑边的牌牌,制作很是工整。其中一块上写的是:“知法懂法守法一个不能少;国事民事天下事事事需要法制。”其他几块写的是“争当文明市民”和”社区为我办实事”之类,看来是有关机关统一制作或统一安排的。前一块使我感到很遗憾,“知法、懂法、守法”当然很重要,可惜偏偏漏掉了“用法”,我想,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在懂得“守法”的同时。还应当懂得“用法”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因此我希望大家来研究宪法,讨论宪法,然后大家来修宪、行宪!这又要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否则这种研究和讨论根本不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言论比过去自由多了,比如现在各种顺口溜层出不穷,口头流传无远弗届。人们在朋友间、甚至在餐馆里,可以谈论国事,不怕有人打小报告。但是人民能公开宣讲自己的这些意见吗?能举行记者招待会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吗?报刊书籍能发表这些言论吗?我国至今还没有这种充分的言论自由,更没有出版自由。虽然这些都是宪法上写了的,却还有赖于大家来争取。所以研究宪法、讨论宪法、修宪、行宪,又只有从争取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做起。我想我跟大家一样,不愿看到动乱,更不愿再发生暴力斗争,那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中共十五大决定依法治国,很好很好,我希望我国的历史能够从此翻开新的一页。中共是执政党,我希望中共中央勇敢地站起来,也来议宪、修宪、行宪。

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民主化的实现,还需要我们大家艰苦奋斗,逐步前进,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路呢。 2001年4月25日,北京。


作者李普是著名新闻工作者。湖南人,1918年生,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编辑、专栏作者。建国后曾在新华社、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大学、中共中央中南局等单位工作。1982年从新华总社副社长职位上离休。著有《光荣归于民主》、《刘伯承元帅传》等多种文集。本文选自《同舟共进》2001年第6期。感谢傅冰村先生传来


李凌:兑现当年的庄严承诺,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党

September 30, 2017

重读《论联合政府》有感

——中共当局应兑现当年毛主席许下的关于民主自由等问题的庄严承诺,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党

1980年6月,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邓小平的话是符合实际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曾多次发表关于政治民主自由的正确言论。在1945年4月 召开的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更是有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了中共执政后的政治纲领,包括:关于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在政治上要求 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目的反动法令;要求取消一党专政;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宣传中共的重视知识 分子和学术自由的政策;宣传中共鼓励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政策,等等,还斥责蒋介石集团是孙中山先生的不肖子孙,把人民的自由剥夺的干干净净,等等。

这些话讲的多好啊!它符合群众的要求,深得民心,所以《论联合政府》一书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本书不仅是宣传中共未来在全国执政的政纲,也是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毛泽东发表此书时,在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苏联红军已攻克柏林,美、英、法等盟国也在配合打击希特勒残部,意大利人民也起义了。消灭欧洲法西斯之后,打败日本侵略者也就为时不远了。在中国国内,中共领导的19个解放区已拥有9550万人口,中共领导的正规军有91万,不脱产的武装民兵有220万。 中共已成为一支对决定全中国的前途具有举足轻重的伟大力量。《论联合政府》一书的出版,经过延安的《解放日报》、中共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以及中共地 下组织和民主同盟、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学生运动等多种渠道以不同方式的广泛宣传,对提高中共的威望,对孤立蒋介石集团并瓦解它的军心、民心,起到很大 的作用,从而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但令人痛心的是,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中国大陆之后,毛泽东成为全党全国人民最高的领袖,在取得不少成就的同时,他却“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大力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反有理”、“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所谓理论。他发动多次政治运动,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55万人被打成右派(另一报导被打成右派的为3178470人),使成千上万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许许多多的右派在劳教农场里累死、饿死、冻死;1958年他又发动大跃进运动,连续三年,大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多吃多占风),造成粮食连年大减产,饿死几千万人。据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廖盖隆在2000年3月的《炎黄春秋》著文披露:据统计,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000万。以廖所在的工作单位和所任的领导职务,他所透露的“统计数字”(而不是估计数字)应当是最权威和最接近实际的。当时所谓“非正常死亡”,实际上绝大多数是饿死的。1966年起毛又发动“文化大革命”, 把整个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连开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都被整死。据叶剑英元帅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期间,整了一亿人,整死了2000万。

由于毛的鼓励和挑动,全国各地、各部门、各大中学在文革期间都开展了两派武斗。据官方统计,武斗中共死亡23万7千多人,伤700多万人,(据2011年第10期《同舟共进》第71页)

邓小平于1980年6月说过“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之后,于同年10月他又说:“我们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来但没有做好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做好的事情做好”。(《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毫无疑问,中共当局是有勇气有能力也有责任兑现当年毛泽东主席曾经向人民许过的关于民主自由等问题的庄严承诺的,因为我们确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诚实守信的党!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其中就有“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这是十分正确的。按此原则,中共当局理所当然地要以诚实守信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既要诚实地客观地承认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打倒蒋介石集团,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功劳;也要诚实地客观地承认他的过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而不能见暂时的小利而忘却“诚实守信”的大义,多方隐瞒掩盖因毛的过失而造成的灾难;(事实上在当今信息化的国际社会,任何丑行也隐瞒不了)更要承认并贯彻执行他曾经提出过的“正确的东西”,这集中表现在他著的《论联合政府》一书中。现将毛在该书中所阐述的一些主要政策摘录如下:

1、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生产力

 “有 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 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 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8页)

 “有 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 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 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毛泽东集》第三卷第1060页)

 “在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义的国家, 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一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 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81页)

 “中 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和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 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 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79页)

2、取消一党专政,要求民主自由

 “有 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 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 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 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061——1062页)

 “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3页)

 “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通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或“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1067页)

 “自 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 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 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 正民选的政府。难道还不清楚吗?”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

 “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按:这里指蒋介石集团)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1070页)

3、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要求废除党化教育,要求学术自由

 “为 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 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需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 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 要。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 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1082——1083页)

 “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4页)

4、鼓励批评和自我批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方法。” “以 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 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 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 抛弃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1096——1097页)

从以上摘录中可以看到,当年毛泽东对一些重要政策的阐述,有很多地方说得十分正确,十分诚恳!回忆60多年前,我们在地下党工作时积极宣传《论联合教府》,收到很大的效果,今天重读此书,又有新的启迪。有人说:如果1949年10月毛成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最高领袖以后,能按这些政策执行,兑现他自己对全国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那多么好啊!那中国早就会成为一个独立、民主、自由、民富国强的国家了。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有许多曾经相信过毛的言论的人觉得毛说话出尔反尔,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才得以被粉碎。中国开始进行经济改革30多 年,获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中的指导思想,也和毛泽东在《论联合教府》一书中提到过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今天全面的执行毛泽东在该书中阐述 的关于民主自由、关于知识分子,关于学术自由和鼓励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政策等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也必将会在各方面,取得更加伟大的成就!

今天中国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将会得到缓和或解决。

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中共十八大的殷切期待!

2012.7.12

五柳村2012年7月14日收到。

作者是1945年在西南联大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

李凌,广东省三水县人,1942-1946年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45年5月参加“民青”,同年6月在西南联大入党。曾任西南联大第二党支部书记、北京大学第二党支部负责人。1947年春到解放区,在平山中共中央青委工作。(摘自北京地区革命史料: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1920.10--1949.2 北大地下党概况),王效挺 黄文一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184页.)

2012年6月2日李凌(左)与李锐合影

查建国:怎样才是“不忘初心”?

September 30, 2017

——查建国点评之584

最近党媒又在宣讲:不忘初心,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派抨击邓派:忘记初心,背叛马主义,近资方远劳工,不搞阶级斗争,搞阶级调合,也有民主人士附合毛派这个认识。谈点我的认识。

凡一个主义或宗教被创始者传世后,一般都会被不同的注释、解说、实践,因而分成不同派别,马克思主义亦然。马克思主义反对剥削、消灭私有制,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走向共产主义。中共毛派是中国式马主义,起家靠的是农民为主体的党和农民战争。建政后,毛倒是想生搬硬套马主义,消灭资本家,消灭私有制,分配大锅饭,甚至文革要搞“五七干校” 之类实验。可违反客观规律遭报应,个人独裁、经济凋零、民心丧尽。

邓派改良救党,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为名,恢复私有制,扶助资本家,先“倒退” 一下 ,待“高级阶段” 了,再向共产主义过渡。但现在因经改政不改,经济发展了,却结出权贵阶层之恶果。邓派坚持党领导,这是遵循工人阶级先锋队自带“先进性” 之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大旗不丢。可又不许工人自由组工会,又违背马主义。所以,邓派也难,遭毛派与民主派左右夹击。民主派批马主义、批毛思想、批邓改良,支持劳资双方依法维权,合理博弈。毛派、邓派、民主派三派构成当今中国政治博弈图,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交锋一个热点。
2017 / 10 / 1 北京

刘亚伟:一个50后资深脑残的自我救赎

September 29, 2017

从没有人告诉过我:你可以独立思考,你可以有自主意识,你有对任何问题进行质疑的权利,你有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不仅没人告诉我拥有这些权利,而且当我本能地想使用这些权利时,就会遭到直接了当的毫不客气的没有任何通融余地的训斥和警告。

我老了,但庆幸自己终于还是醒了

我出生在1953年,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有人说,50后一代是吃狼奶长大的,这话不夸张,但并不确切。因为我知道,自己身上连真正的狼性也没有,在多数时候,我只是顺从听话,大人、学校、单位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所在的50后这一代人,是在一个控制无所不在的社会里长大的。信息单一,闭关锁国,读到的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书籍,加上长期的耳提面命、耳濡目染、被教育、被关心、被学习、被宣传、被规范、被纪律、被习惯、被表态、被灌输……所养成形成的,与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已经浸入骨子里,掺杂在血液中,藏在无意识里。

从没有人告诉过我:你可以独立思考,你可以有自主意识,你有对任何问题进行质疑的权利,你有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不仅没人告诉我拥有这些权利,而且当我本能地想使用这些权利时,就会遭到直接了当毫不客气没有任何通融余地的训斥和警告。

就这样,我被教育成了无知无思也无德的一代:无知是不知道最基本的做人的常识,无思是说没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无德则是说没有建立起应有的个人道德。

虽然我现在每天都在通过读书、反思,努力把这些垃圾,从自己脑袋里挤出去,但是常常在不知不觉中,那些垃圾还在控制着我的行为、我的思维,让我表现出一个脑残的种种特征。

如何才能与藏在我身上的这种无意识的习惯性的坏东西对抗,如何才能从被习惯力量所控制的,日用而不知的不自由状态中解脱出来,这是我近些年一直着力解决的问题。

我自己体会,这个转变非常困难。虽然这些年比较自觉地读了一些有关社会常识的书,现在也能一二三四五地讲出一些社会常识,但是,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还是不由自主地会出现一些反常识的语言和行为。
 
比如:有时候,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人,第一时间来到嘴边的,还是一种道德评价;还有,不论在何种地方,稍不留意,说话声音就会大起来,还会肆意插话;听到不同看法,会很不客气滴打断,会连说几个不对,进行驳斥;遇到一些不文明的行为,进行劝阻时,会不由自主地很暴躁,有时甚至会爆粗口;去年11月,在德累斯顿玛瑞安广场想买一个石榴,想也没想就伸手去拿……

有朋友说:掌握正常社会的常识是对的,前提是要先让每个人知道他以前所接受的是不正常的,他才有动力去寻找正常的常识,在这里,正常的常识要通过“不正常”的渠道才能获得。这就是为什么思想的跋涉如此艰难。

的确,这种转变的困难在于,我没在一个“正常社会”里生活过,从没见过什么是一个“正常社会”。我是50岁左右才比较自觉地反思自己这一生,懂得了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无奈,一个人的许多习惯应该是从童年就开始养成的,到我这把年纪虽然有心改正,也往往不能尽如人意。所以我讲的这些,并不代表我已经做的很好了。不是。更多是已经意识到了,正在心向往之,努力转变的。

如果说,常识是人性的体现,那么反常识则是权力意志的体现,是制度扭曲了人性。一些很明显的反常识的口号和决策,就这样被制造出来。……那些在“正常社会”里为人不齿的行为,竟然成为受人追捧的美德。

于是,中国社会如周孝正教授所说,堕落成了一个四荒八五的社会:荒唐,荒诞,荒芜,荒谬;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扭曲成了比拼谁比谁更下贱,更无耻,更下流,更无底线。身在这种状态而不自知,还天天做着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亮瞎全宇宙的春秋大梦,也是醉了。

 

正心诚意,救赎自己

刘亚伟,笔名亚子,1953年生于山东曲阜。北师大研究生学历,自由作家,独立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现代性转型。近期有“自我启蒙与救赎”系列。

五柳村2017年9月30日(星期六) 中午12:18收到

查建国:我对两岸关系的认识

September 29, 2017

——查建国点评之583

26日,台行政院长赖清德的一句“我是个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 惊人之语引爆两岸口水战。两岸关系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老话题了,再次表明我个人的认识。

一, 我是“一国两府” 派。一个中国,两岸平等并存两个政府,一是“中华民国” 政府,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九二共识” 应是“一国两府” 的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不是共识、不是事实。

二,我是“反对台独” 派。两岸同文同种,因国共内战分裂成两府分治(中共应负分裂主责),再统一是全球大多数华人共同心愿。“台独” 是去“中华民国” 国号,建“台湾国” 的运动。我认可台湾人有主张“台独” 的权利。认识到“台独” 虽有各种起因,但大陆政体及矮化“中华民国” 的作法,是当今“台独” 声音愈盛的主因。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台湾地区不会进行独立公投,我坚信在大陆实现民主转型后,两岸统一是大概率事件。

三,我是“支持中华民国” 派。大陆国台办发言人27日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从不是一个国家,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但大陆应表明对“中华民国” 的态度。赖清德说,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 赖解释其“独立” 时说:“‘独’ 是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立’ 指经济立足台湾,展望全球” ,但赖院长应再明确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领土包括大陆,他自己对建“台湾国” 的态度。

我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治下之民,但我认可“中华民国” 的自由民主宪政体制,我支持中华民国自强自立、坚忍待变,我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反“台独” 之名 打压、矮化、武统“中华民国” ,支持以中华民国为主导、为样板统一中国。
2017 / 9 / 30北京

何清涟:腐败显示的路径依赖-观乌克兰电视剧《人民公仆》有感(2)

September 29, 2017

VOA2017年9月30日 09:00

根据郭文贵名言制作的文化衫(维权网图片 ) 

VOA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这部轻喜剧《人民公仆》有两个小高潮,一个出现在16集,另一个出现在结尾,虽然都是喜剧表达,但仔细思考却很沉重。

人是文化的沉淀

针对基础设施部的严重腐败,女记者亚娜在新闻发布会上质问总统瓦西里:“我们觉得你当选之后变了,变得贼头贼脑、油嘴滑舌,……”

总统瓦西里被触动心事,心潮起伏之下发表了一场演讲,谈的是乌克兰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在我看来,这场演讲是面镜子,中国人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映像与影子:

“我们天生是正直的乌克兰人,我们生在这里,是我们的命运。无论是我们,我们的父母,还是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我可以保证,我们不是天生这样。

我们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胖胖的、脸蛋红扑扑的、7斤沉的小孩。这么一个小孩,怎么就变成一个一百多斤的油嘴滑舌的家伙了呢?发生了什么,我给你解释。这是我们自己的错,亚娜,就是你我这些人,我们所有人的错。

从妇产科医院的时候就开始了。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得塞钱,一定要塞钱,要给医生塞红包。要是不给钱,就别想见孩子。之后我们将孩子带回家,这时候,这个孩子还是个正直的乌克兰人。

等他开始记事儿的时候,他就变了。首先,他看到的是爸爸。爸爸坐在那里看电视,边看边说:‘都是这群蠢货的错。这群畜生,垃圾政客。’边说边数着手中那昨天去参加游行挣来的200格里夫纳。而参加这场游行支持的正是电视上那群蠢货和议员们,‘没什么,这个游行爸爸不去,也会有别人去。爸爸就去了,这些钱为啥要让别人挣,而不是我去挣呢?’

孩子就把这句话记住了。我们这个正直的乌克兰人,就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和自己爸爸一样的人。你们觉得他还有一点良知没丢掉吗?并不是,全都丢了。他叔叔在外国人签证科工作,婶婶在技术情报局工作,大家都要把这个孩子的生活安顿好,该怎么做?送他到学费高昂的学校去,是特别贵特别贵的学校。孩子中学毕业了,一家人去第伯聂河度假。这个孩子的成绩很不错,肯定全是优啊,大家一起吃烤肉,一起喝白兰地。简直美味,垃圾怎么办?垃圾有人收拾,我们就兴高采烈地进了大学,一家人帮着一起做决定。大学毕业了,我们去哪儿啊?再去第伯聂河。怎么这么脏啊?怎么到处都是垃圾。这儿立着牌子:禁止倒垃圾,‘谁在这儿倒垃圾?为啥人们不知道把垃圾带走呢?’然后心情大好地开着自己的本田,那辆作为大学毕业礼物的本田。

我们这个良知丢了一半的乌克兰人,在凌晨的基辅,在没有路的基辅狂飚。他修定会影响到这个时间睡觉的人们,吵到刚下班回家的人,或者一个打了两份工、疲惫不堪的母亲,她喂过自己的孩子,刚刚把他哄睡着,而我们的主角,未来并不遥远,等他20-25岁的时候就能成为议员,这个正直的乌克兰人会成为一个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混帐,他的生活会很幸福,真的,他的子女会去瑞士读书,不会在国内读,为的是为那些混帐,他也不会去第伯聂河度假了,他已经在那折腾过。他可以去马尔代夫,为的也是远离那些混帐们,在伦敦给自己买个房,为的也是离混帐们远一点,离这些都远远的,和他无关。这就是我们乌克兰人,谜一样的内心。”

演讲中提到的乌克兰人,不是指一个特定的阶层,而是包括上中层与底层乌克兰人在内。中学毕业后的乌克兰人则主要指代上中层,因为只有他们有机会出国留学、进入政界。上述情形,中国人会觉得很熟悉,从婴儿出生开始要给医生送红包,直至大学毕业找工作,人生的每个环节,大多中国人都会经历。泱泱中华,与乌克兰历史上很少交集,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别,就与黄河与第伯聂河的差别一样。那么两个国家的国民性会如此相象?只有一个解释,乌克兰被俄罗斯这个巨人绑在一起,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将近80年的历史;中共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历史也长达70年左右。社会主义的全面垄断(政治、经济与文化)体制养成了特权阶级,有机会享受特权是人生荣耀与幸福的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更是养成了这种毛病:人人都将公共财视为私财,有权者先得多得,无权者后得少得,但有便宜不占,人们就心里难过。

当然,人是文化的沉淀,正如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所指出的那样,决定一个国家现状因素有多种,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惯性。乌克兰人与中国人还是有差别的,因为乌克兰人到底属于斯拉夫民族,政治幽默感远比中国人强,不像阿Q那样忌光讳亮,在揭露上层腐败及德行丧尽的同时,对底层民众的贪婪猥琐也多所揭露讽刺,但这种揭露讽刺决不是赵本山式的,看过之后,多少心里会有点沉重。

反腐良方的探讨永远在路上

听了总统这番推心置腹的话,人民似乎有所触动。但在后续的几集里,并未改变行为方式,一切照旧。于是总统还是非常辛苦地在“三条大鲸鱼”与总理的腐败同盟下周旋,这种周旋到了尾声时,进入戏剧化的高潮。

某家电视台邀请总统与外交部长,以及总理、议会多数党领袖同台辩论反腐败问题。嘉宾们纵论世界古今历史上的反腐经验,因为是喜剧,编剧就发挥想象,让剧中人物谈了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用极刑威慑,比如死刑与死后的羞辱。古代波斯国王冈比西斯二世(CambysesⅡ,前529~前522在位)因手下的法官腐败,一怒之下杀了法官,将他的皮剥下来做成座椅,赐给法官的继任者——法官的儿子,让他坐在这张可怕的人皮座椅上办案,以其父亲为诫,不敢再行腐败之事——笔者不研究古波斯历史,这故事的真实性留待史家考证,但中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将贪官剥皮实草,挂在县衙门前示众之事,却史有明载。

这种极刑,当然遭到总统、议会多数党领袖与总理的共同反对。剧中有个小小的插曲,谈到对腐败官员判死刑时,列举了中国一次枪毙了二万腐败官员的“成绩”,这当然是编剧的杜撰,因为中共近10多年以来,对贪官极少处以极刑。

二是羞辱刑。剧中谈到捷克实行了社会谴责制度,凡发现贪官,惩治的办法是让贪官开放自家的豪华居所,让人参观。众目睽睽之下,贪官一家人再也没有任何隐私,无论是吃饭还是休息,参观者可任意进入,指指点点,辱骂羞辱——捷克是否有这种刑罚,需要熟悉捷克的人证实。

三是罚没财产,并辅以坐牢。这种方式全世界通用,中国目前以这一种惩罚为主。反腐成果展览之类,中国倒是举办过,但不是剧中捷克那种,而是开个展览会,贪官及家人不需要在现场受辱。

上述三种刑罚,实际上是现阶段惩治腐败的三种形式,其中,对腐败者处以死刑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对。2013年1月,在广东省人大代表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提出引进新加坡“鞭刑”的建议,认为只有这种刑罚才能起到“震慑犯罪分子”的作用,并表示他将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提出这一提案。当时国内舆论大多认为,陈伟提出的“鞭刑”,属于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所唾弃的酷刑(或称肉刑)。《人民公仆》的编剧身处比中国更接近西方文明的乌克兰,当然也只能让瓦西里在与伊凡雷帝对话中表态:施加各种酷刑后处死于现代文明不适用,希望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腐败问题。

乌克兰的现状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在电视台安排的那场有关腐败问题的现场辩论中,主持人问瓦西里:“人类社会中腐败现象存在了几千年,在你之前,历任乌克兰总统也腐败。你为什么认为只有自己能够反腐败?”那位与“三条大鲸鱼”勾结在一起、极为腐败的乌克兰总理也质问总统瓦西里:“逮捕贪官,没收财产,然后再枪毙他们,把他们抢走的东西再抢回来。我不明白,你到底想发动人民做什么?”这场景让我想起郭文贵在9·24发“不”会上宣布的第一条:“中国十九大必须法治国,必须给过去这几年冤枉的人和冤枉的家人一个公平的结果,包括郭文贵。包括这些人的资产,非法扣留资产,非法没收资产,非法转移的资产,该没收的没收,是归国家,该归还给个人的归还给个人。就是实现郭七条,平反冤案,还回合法资产。”

这部剧好比一面镜子,中国人可以在里面看到自己的形象。只是要注意乌克兰有一项排名比中国靠前,即新闻自由度。据记者无疆界发布的2017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Press Freedom Index),在全球180个国家当中,乌克兰的新闻自由度排名102位,虽然欠佳,但尚有新闻自由;中国倒数第五,属于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度。在一个腐败国家,有无自由媒体,决定这个国家的人对腐败的危害认知程度。至少,乌克兰人还只能将腐败当作能力、而不能当成美德来歌颂,而看海外不少中文媒体自今年3月“郭氏推特革命”以来的表现,我则有这种担心。

鲍鹏山: 权势的敌人,就是人类的良知

September 29, 2017
江淳 于 2017/9/14 9:29:2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人生这条路上,会遇到诸多诱惑,守住底线,就是给自己的未来存款。比如与人交往坚守诚信,对待钱财取之有道,人前人后信守良知,这些存款不会即刻有回报,但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你最大的价值来源。

 

明朝有一个人非常不错,很有思想,这个人就是王阳明。

 

他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硬要盗贼承认自己有良知。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盗贼问他:“您说人人都有良知,您倒说说看,我们这群盗贼也有吗?”阳明先生肯定地回答:“有。”盗贼说:“证明给我们看。”

 

阳明先生说:“只要你们照我说的去做,我就能证明给你们看。”

 

于是,阳明先生让他们一层层脱掉外衣、内衣,最后剩下一条内裤。阳明先生说:“脱!”盗贼喊道:“这个再不能脱了!”阳明先生笑着说:“你看,这就是你们的知耻良知。”

 

这个“不脱裤子”的故事真的很精彩。阳明先生用一条不能脱下的裤子,证明了人类的良知。但是,此刻我突然想起明朝的另一个人来,他与阳明先生以及这些盗贼的选择不一样,他是“脱裤子”的,而且,因为他,明朝成了一个“脱裤子”的朝代。

这个人,就是朱元璋。

 

朱元璋热衷于使用了一种针对士大夫的刑罚,叫“廷杖”,什么叫廷杖呢?就是打屁股。他打屁股,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朝堂之上,当众打;二是,脱下裤子,光腚打。

 

据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的说法,这是“明代特有之酷政”。为什么要打士大夫?为什么不在专门的行刑地打,而要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打?哪里不能打,一定要打屁股?打屁股为什么一定要脱了裤子?

 

其实,朱元璋要打的,不是“士大夫”,而是“士大夫”这个称谓前面的“士”,他需要“大夫”为之役使,但不能容忍“士”。

 

因为“士”,从孔孟以来,其天命乃是“志于道”,乃是“仁以为己任”,而不是做皇帝的家奴。他们读圣贤书,所学的就是成仁取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道统约束政统。

 

朱元璋乃隔世嬴政,岂能容下这些?于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明太祖廷杖棒臀。他曾经取消除曲阜外全国文庙的祭孔仪式,还发狠说要杀孟子,可惜他不能穿越。

 

于是,他就杀孔孟的精神,你不是宣称“士可杀不可辱”吗?我就要折辱你们的士气,打掉你们的良知,剥夺你们的廉耻。我要打掉你们的“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什么民贵君轻,打!什么民为邦本,打!最后,血肉模糊之中,个个俯首帖耳,人人犬马牛羊!“士”被打掉了,剩下的,是俯首帖耳的“大夫”;“道”没有了,只有他的“政”,从此,政统是人间绝对权威,权势乃是非的定夺准则!

 

王阳明碰到的强盗,认为裤子是不能脱的;而士大夫们碰到的朱元璋,却认为裤子是一定要脱的。这就是大盗和小贼的区别吧。

 

王阳明拘捕了不脱裤子的小贼,却不得不对朱元璋这样脱人裤子的大盗三拜九叩,噫!《庄子·盗跖》云:“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信乎!

 

这段历史,说到底,就是脱掉裤子的无耻。

 

权势的敌人,说到底,就是人类的良知。

赵越胜:周先生教我读《自愿奴役论》

September 29, 2017

 愚昧与虚荣竟会比智慧更有力量,真乃怪事!——马可·奥勒留

 一

             一九七五年夏,唐山大地震,北京亦受波及。周先生*那时住在朗润园,房屋受损,又怕余震伤人,学校让所有人都搬到操场空旷处,搭建地震棚栖身。我知道周先生家中缺人手,又有生病的大姐拖累着,先生年纪大了,我放心不下,便从清河赶往北大看望周先生。那天天阴沉沉的,又潮湿闷热,骑车到了北大,全身都湿透了。在未名湖畔一块空地上,北大的一些老先生和家属都住在仓促搭建的地震棚里,一眼看上去,仿佛一片战乱景象。我在一片混乱中找到了周先生。他正坐在椅子上看书,手拿大蒲扇不停地扇,驱热也驱虫。他见我来了,露出惊喜的样子,连声问我怎么能在这“乱军之中”找到他。我想这几日先生一定闷坏了,便提议出去走走。我陪着周先生在圆明园徜徉半日,那天谈了许多,先生的一些话让我永生难忘。我在《燃灯者》一书“辅成先生”一章中有详细记载。傍晚时分回到北大,周先生执意要上楼给我取他嘱我读的书。在他的书房兼卧室里,他交给我几册书,又从抽屉中拿出一叠稿子,说这篇东西,你可以读一读,请人译了,但未发表,也未收进资料集。我接手一看,是篇手稿,誊写在方格稿纸上,题目是《自愿奴役论》,著者是拉波哀西。我当时既不知拉波哀西其人,更不知道有这样一篇震烁古今的反暴政奇文。周先生嘱我一定要保存好,仅此一篇,没有备份的。我小心翼翼接过稿子之后,先生声音低沉地说,托尔斯泰是流泪读这文章的。

 

            初读《自愿奴役论》,曾和先生有过讨论。先生当时曾对我说:“做奴隶不可怕,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沦为奴隶的情况时常会有,但记住不要自愿做奴隶。读书思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四十多年了,先生教我读《自愿奴役论》的情景历历在目。来法国后,我曾几次循着拉波哀西的足迹,在卢瓦河畔,在奥尔良、布鲁瓦、龙萨堡追慕拉波哀西的行迹。也数次重读《自愿奴役论》,思索暴政为民众认可的机制,思索拉波哀西所阐明的非暴力反抗的可能性。万俊人先生主持周先生纪念集,嘱我撰文,我想记下点滴思索,以纪念周先生当年启迪之恩。

 

 

 

            拉波哀西1530年出生在佩里戈尔地区的萨尔拉,他的家庭是个贵族,他父亲是佩里戈尔地区的王家官员,他的舅舅是波尔多高等法院主席。他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跟随叔叔长大,他周围的家族成员大多是法律界人士,这使他从小就受到极好的人文教育。后来他的兴趣转向古典文献学,深入到古希腊罗马典籍中,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文化人的风尚。他们要摆脱神学教条,而借古代文化重新焕发思考的乐趣。拉波哀西学着用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写诗,创作了不少爱情十四行诗。随后又投身去翻译普鲁塔克、维吉尔和阿里奥斯特的著作。他特别喜爱普鲁塔克的作品,这位伟大的古典作家那部永恒的经典《希腊罗马名人传》激励了一代代的思想家,那些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的希腊罗马英雄人物,对拉波哀西的影响至深。

 

            他就学于奥尔良大学法学院,当时卢瓦河一带是法国王室活动的主要场所。卢瓦河畔,有重要的皇家城堡,像布鲁瓦、昂布瓦斯、香波堡、雪侬堡,这里有很多法国王室的历史,像布鲁瓦城堡,王太后美第奇的卡特琳和亨利三世诛杀吉斯公爵就在这里。弗朗索瓦一世把意大利文艺复兴引入法国,修建香波堡,甚至把文艺复兴三杰之一达芬奇都接到了法国,在昂布瓦斯城堡旁给他一座庄园安度余生。达芬奇死后就埋在卢瓦河畔、昂布瓦斯城堡内的圣约翰小教堂内。龙萨是美第奇的卡特琳的宫廷诗人,而拉波哀西也曾梦想做个诗人,所以他和七星诗社的龙萨等诗人均有交往。龙萨有诗:“岁月去匆匆,更叹人易去。倏忽不移时,人已眠新墓”。拉波哀西英年早逝,32岁就去世,正是合了龙萨的诗意。但拉波哀西一生中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他与蒙田的友谊。蒙田是法兰西文艺复兴的一位巨人。他的《随笔集》直到现在仍为人喜爱,常常被人引用,而他初入道时,深受拉波哀西的影响。所以为拉波哀西,他留下了名文《论友谊》,蒙田在文中写道:“我特别要感谢《自愿奴役论》,多亏了它,我和拉波哀西才有了第一次接触,从此也就开始了我和拉波哀西的友谊。肯定地说,这样的友谊实属罕见,在人之间是前所未有的”。拉波哀西生前把全部文稿和书籍交由蒙田处理,《自愿奴役论》的正式刊发就是由蒙田付印的。

 

 

 

            拉波哀西所讲的自愿奴役,是指在暴政之下,民众并不反抗,看起来他们是同意暴政对他们的压迫。他为此感到痛苦,并以他那颗热爱自由的心灵,体会同胞在被奴役状态下的感受,并指出他们的实际状况。拉波哀西出身于法国的贵族阶层,他关注反抗暴政暴君的问题,并为此撰写文章,是符合欧洲贵族阶级的历史逻辑的。在欧洲,贵族从来都是反抗和制约君权的主要力量。比如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英国大宪章,就是英格兰贵族逼迫英王约翰签署的,主要的内容就是不许英王侵犯贵族的利益。这些贵族们认为,不捆住君王的手脚,他就一定会成为暴君,推行暴政。英国思想家洛克给暴政下过一个定义:“暴政就是行使越权的、任何人没有权利行使的权力。这就是一些人运用他所掌握的权力,不是为处在这个权力之下的人们谋福利,而是为了获取他自己私人的独特利益。统治者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动不以保护他的人民的财产为目的,而用来满足他自己的野心、贪欲,这就是暴政”。当然,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统治者不仅仅是君王,还可能是某一个政党所代表的权势集团,因此对自由的思考和利益与个人财产相关,所以拉波哀西在谈奴役之前,先问了一个问题,在一切物品都归一个主人所有的国家里,还会有所谓“公共的财富吗?”正像我们都熟悉的,在苏俄共产体制下,国家的财富是以全民所有为名义的,但其实是一党独占的。政府怎样去征税、花费,不管是浪费还是中饱私囊,普通民众是完全没有发言权的。这就是拉波哀西所问的,一切财产归一个主人的国家里,是没有公共财富的。随后,他就描述了一个让他吃惊和不解的问题,无数群众不仅顺从这样一个财产独占的制度,而且被驱赶到奴隶状态中,不仅受统治,而且被侮辱。这些普通的民众实际上是每日在遭受抢劫,他自己的生命都不能由自己支配。但是这个抢劫并不来自外国的军队,也不来自野蛮的部落,而来自一个人,这个人往往是这个国家中最懦弱的一个,他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出入都要由别人来保卫,可是他却能够奴役一国之人。拉波哀西说,如果三两个人不能保护自己,受暴君的压迫,我们还可以相信,说是他们缺乏勇气。但是如果千百万人都默默忍受,那只能说缺乏的不是勇气,而是反抗的愿望。三两个人可能会害怕,但是千百万人甚至千百个城市都默默地服从,那就是一种恶习,它都不配被称为懦弱。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称之为自愿奴役了。

 

            拉波哀西认为这种自愿奴役是一种恶习,所以他大声疾呼,“贫穷、悲惨、愚蠢的人民和民族,是你们自己决定了自己的不幸。你们看不到自己的利益,就在你们面前。你们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好的收成被拿走,田地被蹂躏,住宅被抢劫。给你们带来灾祸的那个人的强大,是你们自己给他的。如果你们不把自己的眼睛给他,他哪里来那么多眼睛来监视你们?如果你们不把臂膀借给他,他哪有那么多臂膀来攻击你们。要不是通过你们,他怎会有凌驾你们之上的权力?如果你们不纵容抢劫自己的盗贼,不是杀害自己的凶手的帮凶,如果你们不背叛自己,他又能奈你们何?”拉波哀西的这些责问后面,隐藏着一个重大的原则,就是自然法的原则。这个原则认为,在人间的诸种立法之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法,是人间一切是非对错的终极标准,是一切道德规范的基础。它代表着最高的正义,却不是人所能设定的,它提供那些处处有效却无需证明的原则,比如我们现在常说的人权高于主权,这就是基于自然法的。在拉波哀西看来,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是与生具有的,它不该也不能被放弃。而自愿受奴役则是违反自然的、病态的,因此是一种恶。他有一段很精彩的话:“难道大自然没有在人内心中注入对自由的渴望?自由是如此庄严宏大,如此值得追求的恩典,一旦丧失了它,一切恶便会接踵而至。因奴役而造成的堕落,会使一切美好的事物黯然失色”。

 

            拉波哀西设想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看起来很简单,可称之为“自动放弃”,也就是说转过身来对暴政说“不”。他说,你们可以从这种悲惨的、牲口不如的被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只要你们去尝试,你们不用去和暴君作战,只要你们表示出你们不愿意再受奴役,暴君就失败了。不要你们剥夺暴政,而只要你们不再供养暴政。停止服从,停止顺从,就是不再给自己套上枷锁。对于暴君而言,你越臣服,他越强大,他的高高在上只因为普通人都匍伏在地。拉波哀西反复说,如果没有任何人屈从,而只是简单地不服从,那么无需任何暴力,暴君就会像失了养分的树干,枯萎死亡。

 

            别以为拉波哀西在说梦话,他这个思想提出了对现代影响至深的大问题“非暴力反抗和公民不服从”。他极大地影响了托尔斯泰、梭罗、甘地,他们把这个思想付诸了实践,所以拉波哀西是公认的非暴力反抗思想的奠基人。当年托尔斯泰反复读这篇著作,读到泪如雨下。其实,拉波哀西的逻辑是简单清晰的,既然一个暴政统治的实现要基于大多数民众的默认,表现为他们浑然不觉地循着暴政规划好的轨迹行动,那么一旦他们不再循常规行动,就意味着撤回同意,暴政就必然垮台。所以拉波哀西说“一旦决心不再当奴隶,你们立刻就自由了。我不号召你们动手打倒暴君,而只要你们不再支持他, 你们就会看到他的基座被抽掉了,他会摔得粉碎”。这和我们经常说的底线原则有相通之处,如果人们坚持绝不附和暴政的宣传欺骗,而是沉默,绝不去向暴政检举揭发,而是尽自己的能力保护那些被迫害的人,绝不参与暴政组织的、针对个人的批判,不举拳头呼口号,暴政的运动便不能实现,就像当年在纳粹党的集会上,那个双手抱在胸前、坚决不行纳粹礼的德国人奥古斯特·兰德梅瑟一样。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会场中成千上万条手臂高举如林,希特勒万岁的呼声震耳。如果这个场面换成每一个人都双手抱在胸前,沉默不语,纳粹党的这种集会自然就无法进行了。如果那些受纳粹奴役的人,听拉波哀西的话,显示自己的自由意志,全体转过身来,对纳粹说不,希特勒的统治又岂能长久。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举手?

 

 

            人生而自由却身陷奴役。暴政凭借暴力强制、教育宣传、利益收买,使人丧失他的自由本性,甘愿为奴,以至不再知道自己的生活正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在拉波哀西看来,自由是人与生具有的,这完全不需争论。这是因为这个权利是人之为人的特性,它来自自然法的规定。同样,在自然法的原则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无权奴役其他人。用拉波哀西的话来说:“自然——上帝的管家,人类的统治者,用同一个模子铸造了我们所有人,让我们彼此相像”。他甚至认为,人在素质能力上的差异,也是自然有意安排那些强大的人去帮助弱小的人。因此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是违背自然的。如果有人否认自己有自由这种天然权利,那他简直牲畜不如。以拉波哀西的标准,那些帮助暴君来诋毁人的自由权,歌颂暴政的人,是最大的邪恶和罪过。那么,又是什么坏运气让人忘掉了他的原初自由状态并不想恢复呢?

                                                                                                                                                               拉波哀西区分了三种暴政:其一,统治者的地位是靠选举而得。他在这里指的是古罗马共和时代对执政官的选举。凯撒、西塞罗,都是靠选举取得执政官的位置。而凯撒被谋杀,也正是因为布鲁图这些人认为他要做帝王,改变罗马共和的性质。其二,是靠武力夺天下。其三,是靠传位继承权力。在拉波哀西看来,靠武力夺天下,他统治的,实际上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所以它的治下是抢来的奴隶。生来就是王的人,也就是靠继承上位的人,从小就喝专制的奶水长大,他的治下是继承来的奴隶。那些靠选举上台的人,一旦失去制约,被人吹捧,便会自以为伟大,他会偷偷地把权力传给他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因为自身缺乏合法性,会变得格外凶残。他们巩固暴政的方法,就是迅速抹去人民对自由的记忆,因为失去了自由记忆的臣民才好统治。

 

            拉波哀西的这种入木三分的分析,有着历史的证据。他说:“他们那样轻易自愿地臣服,好像他们不是丢掉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拉波哀西认为,教育培养会使人形成习惯,这可以是习惯于自由,也可以是习惯于奴役。他举出斯巴达的立法者莱库古使斯巴达人只知道尊重法律和理性的例子。当时,斯巴达决定,派两名使者去波斯王薛西斯那里赎罪,这是因为在希腊与波斯的战争中,斯巴达人杀了波斯的使者,他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应该去赎罪。这两名斯巴达人到了波斯人那里,一位波斯官员对他们说,你们要是听我们国王的话,国王会让你们成为希腊城邦的统治者。斯巴达人却回答说,你仅仅享受过国王给你的好处,却不知道我们曾享有的好处,那就是做一个自由的人。你不明白自由是多么美好,如果你知道了,你就会同意,我们会用一切力量,长矛盾牌,甚至牙齿和指甲来捍卫自由。拉波哀西还举了一个例子,在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西米族住的国度,一年只有半年的光亮,那些习惯了黑暗的人,从来没有寻找光亮的愿望,因为“人不会向往他从不知道的东西”。结果习惯就成了自愿受奴役的原因。人们生活在不自由中,却认为事情一直如此,本该这样。

 

            但是拉波哀西并不绝望,他认为,只要有教育的存在,知识的传播,人总会了解自由的理念。他说,无论怎样,都会有一些人,他们能觉出枷锁的沉重,他们像奥德修斯一样,永远寻找。假使自由真消失了,他们也要把它重新创造出来。但是他们的状况却不妙。暴君一定要隔绝他们,不让他们联合,不给他们行动和思想的自由,让他们空怀抱负却无能为力。而对于普通人,暴君最有效的一招是让他们堕落。堕落的人最懦弱和顺从。暴君让人忘记奴役,保持驯服的手段,除了培养不自由的习惯,还要引导社会腐败。拉波哀西举波斯王居鲁士占领吕底亚后,为了平息反抗,下令在城内开妓院和酒馆,因为人容易向诱惑屈服。所以那些罗马暴君,每到有需要的时候,就会向老百姓发红包,开酒宴,用角斗士娱乐民众。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不喊“皇帝万岁”,这些娱乐、小恩小惠,是暴君的工具。所以拉波哀西告诫我们,暴政为了巩固它的统治,一定会训练民众,要他们崇拜暴君。所有暴君都需要造神,而且一定要狠狠打压那些不忘记自由的人。所以还是黑格尔说得对,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那些古老的统治手法,在现代一样适用,有时换了面貌,实质却没有丝毫变化,中心目的只有一个,让奴役成为自愿的。这也就是说,让统治表面上看起来是得到普遍同意的,但历史却告诉我们,没有万古不变的暴政。

 

            拉波哀西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的分析集中到暴政的统治手法上。他称暴政维持的机制是“赃物分享制”。他说,“这是关键之处,是暴政的发条和秘密”。在一个暴君身边,总有几个心腹死党,他们通过暴君来施行统治,在他们下面,又有一批人使统治运转起来。这批人在推动暴政运转时,从中分赃。当所有的利益都掌握在暴君手上时,就会有些人认为暴政带来的直接利益,胜过对自由的追求。拉波哀西说,一个人身上有坏疽,会让整个躯体感染溃烂。所以一个暴君他身边会聚拢来那些腐败的野心家和邪恶的人。这些人为了更多的分赃而努力作恶,结果暴君还没想干的事儿,他们都敢干。其实他们是可怜而悲惨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暴政体制中没有幸福的人。

 

            暴君每日要提防别人,他的生活是焦躁不安的。色诺芬写过一部《论僭政》,里面就描述了暴君生活的焦躁不安。而他身旁的那些帮凶,也如扑火的飞蛾追逐光热却焚身而亡。拉波哀西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暴君会把作恶的行为扩大到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这样邪恶人人有份,罪行人人沾血,人们就会更甘心受奴役,因为这个奴役成了他生存的安全保障。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文革中的情况,就不能不惊叹拉波哀西五百多年前的洞见。为什么曾受过暴政之苦的人,一旦登上高位,会翻脸成为更凶狠的暴君?那是因为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他的统治仍然依赖着一个暴政体制,这个体制的运转永远循着它自身的规律。于是他身旁也会聚集起一群佞臣,吹捧谄媚的小人,入伙的分赃者。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自由的记忆和向往,都是对他的直接威胁。他在暴政下曾受过的苦难,成为萦绕不去的噩梦。他更惧怕权力的丧失,他会更严酷地对待所谓异议者,更紧地把握住权柄。一开始或许是因恐惧而生的自保,随后就像吸毒上瘾的人,再也离不开权力。于是对国民中追求自由的人的迫害,就成为自觉主动的日常工作。

 

            一晃四十余年,那天先生授我《自愿奴役论》时的音容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宛如昨日。先生驾鹤已八年余,不知几次先生身影入我梦中,或嘘寒问暖,慈祥如昔,或金刚怒目,问小子“近日可曾用功读书”,恍然梦醒,只有竹影婆娑,清月照梁,不觉想问,先生近来可安好?

—— 作者惠寄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September 28, 2017


*周辅成

【附】

赵越胜的周先生,章诒和的毛巾,章含之的大红门

鲁闽 鲁闽 2011-10-14 23:05:46

正在读赵越胜的《燃灯者》(牛津版),虽然暂时只到四十页,但我想说:我真的很久没有读这么做作、这么爱夹带私货的书了,而且那么经不起推敲。好些想当然的地方,一是不值得推敲,二是一推到网上,文章就发不出来了。且从《辅成先生》这篇文章里摘录以下片段来说一说——

       住房条件是恶劣的(按:指周辅成位于北大朗润园的家)。……茶几上的圆盘里放着一罐麦乳精,一瓶橘汁,是那种需要倒在杯子里稀释了喝的。我想这是当时中国民间能见到的最高档的饮料了。后来知道先生爱喝咖啡,但七五年很难买到咖啡,先生大约就用麦乳精中加入的那点可可来替代。我忙起身,接过先生冲好的热气腾腾的麦乳精,请先生坐下。心想就我这么个工厂里摸爬滚打的糙人,居然要喝麦乳精,先生太客气了。(第15页)

       七五年,文革未完,我二十来岁一个小工人……(第17页)

       那时我是二级工,挣三十九块八大毛,先生的教授工资大约有两百多块。(第21页)

      七七年底,社科院面向社会招收社科研究人员,经父执(按:我没文化,查了查,父执就是“爹的朋友”的意思)介绍,我递交了几篇论文,竟得哲学所领导首肯,过了年就去哲学所报到。(第37页)

虽然是断章,但义却是从整体取的——

第一,写的是七十年代的事情,也就是文革时期,但赵越胜比常说十年浩劫的人口气更大,说周辅成这一代人是被肆意凌辱二十余年。文人总是喜欢修辞的,但反思历史的工作还得严谨些。不然算哪门子反思?只不过是个祥林嫂罢了。

赵越胜说周辅成住得不好,但1975年的周辅成却可以吃麦乳精。咖啡呢,是“很难买到”,而不是买不起——因为工资是照发的,一个月两百多块,也就可以请赵越胜去下馆子,而且是好馆子。但不去莫斯科餐厅,理由是,“曾去过,但那里‘太高大了’,人在里面有点不合比例。此外,也太吵闹了些”(当然了,书中接着这话,赵越胜这么写——我四面打量一下这个餐厅,才觉得这里清静,大小适度,适合先生这种儒雅之人)。

第二,在这篇文章里,赵越胜多次表示自己是工人、糙人,虽然他提到他妈妈是清华毕业的,但当我看到他77年可以走后门直接去社科院时(赵越胜写得文绉绉,可说白了不就是走后门么?),才觉得不对劲:工人、糙人能有这能耐?随手一搜,找到篇访谈,原来是这样——

       “沙龙当时对我最大的诱惑就是:那里有吃的。当然他们说的也很精彩,让我很佩服。他们看那么多书,对我来说如饥似渴,一方面是真正的食物进到肚子里——他们说的时候我就可以趁机把东西都吃光,另一个方面是精神方面对我是一种补充。”范竞马所指的充满“诱惑”的食物,在那时不外乎西瓜、冰棍、馒头(按:但在那个年代,可以用这些东西管人饱,总是少见的。而在《燃灯者》第44页,周辅成告诉赵越胜,“某级领导干部可以在北图办个人借书证,而且因为首长忙,借书时不需要本人出面,有联络人可以代办”,周对他说,“你可以当你父亲的联络人”——原来赵越胜的爹,是可以被称为“首长”的人物)。

       “穿着花衣服在家里接待客人的,在我印象里赵越胜还是第一人。”作家柯云路在第一次参加赵越胜沙龙时,对赵越胜的睡衣印象深刻,“我们那时候穿的都是一个颜色,都很素。他(赵越胜)很西方范儿,说话时也夹带英文,特别热衷于谈存在主义哲学。他可以说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艺术哲学家。”当时的沙龙参与者甚至都忽略了赵越胜的身份,“是一个非常纯的沙龙,基本上就是聊天。他是个干部子弟,特别好客。”与朋友谈着话,赵越胜一定会设计一下接下来怎么招待朋友们吃顿饭,“很义气,也可能钱花得光光的,还要想着给朋友帮这个那个的忙。他也谈政治和改革,但是重点在哲学和与哲学相关的艺术。他还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发烧友,搞音响,我经常听说他又搞了一套什么什么的音响,可能是当时中国最时兴的,新潮。”柯云路不否认:赵越胜这样的沙龙领袖,在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中是少数人,但却是一种潮流和风尚,吸引人们去追逐和效仿。

每当读这些知识分子的文章或者书籍时,我总想起当年《读者》上登载的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的选段。说的是五十年代,史良看到章家毛巾旧了,回头送了两打来,叮嘱章夫人:“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章诒和问父亲章伯钧:“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有点奢侈?”章伯钧回答:“这不是奢侈,是文明。”当然,我看到的是建立在奢侈上的文明。

而当这些知识分子读章含之那本《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的时候,也怀着和我类似的心情。曾经就看到有人愤慨地表示:七十年代,那是什么年代?章含之竟然还可以和乔冠华躲在家里听西洋音乐!——言下之意是,我们被整得那么惨,十年、二十年的,你还可以这样逍遥?可反过来,同样是七十年代,周辅成两百多块钱月薪下的日子,差劲么?

这问题问得酸,但我觉得,酸度还赶不上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世界里,你看不到人民,尽管他们号称自己多么关心人民。

* * *

我写得不好,有朋友回复得好,把我的意思说得更明白——

事情的大小都是相对的,自己生活水平下降到什么水平,要放在全国平均生活水平在什么程度上这个大环境里讨论。没有多少人会觉得那个年代好,反思和批评都是应该的。但反思和反思不一样,有的反思看到了深层次的问题,有意思也有意义;有些回忆——比如章怡和写的东西——就是在怨念自己家的那些小事,既没有对深层次原因的思考,也没有对于同一时代劳苦大众的关心,往小了说是矫情自恋,往大了说就是肤浅庸俗。至于把自己家那点事情怨妇似的说出来算不算无聊,取决于阅读者自身的品味和视野——没追求的人觉得八卦看西洋景不无聊,肤浅庸俗的人看起肤浅庸俗的东西反觉怡然自得,这种事情发生得多了,就像屎壳郎觉不得粪臭。

(转自豆瓣网)

9月29日 | 世界心脏日

September 2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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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心脏日 | “心动力,新活力”——共享健康人生
从1999年开始,世界心脏联盟将每年9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定为世界心脏日(World Heart Day),后改于每年9月29日举行。世界心脏日旨在唤起民众对心血管疾病及其危险因素的高度重视;作为预防心血管疾病的手段,开展控制肥胖、高血压、缺乏运动、营养失衡、吸烟等危险因素的宣教活动,在促进全球心血管疾病的预防的同时,为各个成员国共享和传播心血管疾病预防的最新资讯,创造良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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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世界心脏日 。 14亿成年人患有高血压,但每七人之中只有一人的高血压受到控制。你知道吗?全世界死于心脏病的人数比任何其他死因都多。你知道HEARTS代表什么? HEARTS技术包为各个国家提供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工具。http://expi.co/01YWgW pic.twitter.com/SdGYeHij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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